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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现状考察与研究


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现状考察与研究



——以T地区100件上诉刑事改判案件为研究样本


 

 



刑事裁判文书是刑事审判的最终载体,而量刑说理部分是整个裁判文书的灵魂所在,也是有罪判决的落脚点。量刑说理不仅能够制约法官自由裁量权、促进量刑理性化,还能使当事人服判息诉、减少诉累,树立法院权威。近几年来,司法实务中出现不少饱受争议、社会反响巨大的刑事案例,充分暴露出刑事裁判对于量刑不说理、说理不充分等问题,引起当事人及社会公众诸多不满。为了了解裁判文书中量刑说理的具体情况,本文以T地区100件上诉刑事改判案件为研究样本,分析现状,剖析原因,并就进一步完善量刑说理机制提出一些思考和观点,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实践困境: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的现状扫描



(一)重定罪说理,轻量刑说理



定罪与量刑是刑事审判中所要着力解决的两个问题,定罪是量刑的前提,量刑是定罪的自然结果,在审判的过程中,两者共同决定刑法的适用,决定着刑事被告人命运,也影响着当事人和普通群众对司法公正性的评价。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着重定罪说理、轻量刑说理的现象。在笔者调查的100件刑事上诉改判案件中,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后,以量刑不当为由改判的有82件,以其他理由改判的18件。而在以量刑不当为由改判的案件中,发现一审法院只依据法条给出量刑结论而没有进行任何量刑说理的有48件,部分说理的有16件,说理充分的有18件;反观样本判决书中的定罪说理部分,发现没有说理的为0件、部分说理的有4件、说理充分的有78件。(见图一)由此可知,定罪说理占据了刑事判决书的绝大部分篇幅,量刑说理已被严重忽略。



图一:82起被改判案件中,一审定罪量刑说理情况示意图





 
 
 
 


 
 
 
 


 
 
 
 


 


 

 

说理充分


 

 

部分说理


 

 

没有说理


 

 

定罪说理


 

 

78


 

 

4


 

 

0


 

 

量刑说理


 

 

18


 

 

16


 

 

48


 


(二)重主刑说理,轻附加刑说理



    主刑和附加刑都是刑法制裁手段,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刑事裁判权时,无论科处主刑还是附加刑,都应当在判决书中加以说明,但是实践中的刑事判决书一般只专注于对主刑的说理,严重忽视了对附加刑的分析论证。在笔者研究的100件案例中,一、二审均判处罚金的有56件,没收财产的有1件,剥夺政治权利的有1件。但为什么要剥夺政治权利,剥夺的期限是如何得出的,并处罚金的数额是如何计算的,为什么在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的情况下选择罚金等一系列问题在判决书中均无明确分析。



(三)重控方意见说理,轻辩方意见说理



法律论辩作为一种理性的商谈形式,旨在通过诉讼双方的言说与交流,获得对个案判决依据的理性共识或合意。[1]刑事判决书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上激烈对抗的静态体现,应当充分反应双方的辩论意见及采纳结果。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能够对控方意见作出回应,尤其能对不采纳控方量刑建议作出充分的解释,而对于辩方的意见,法官采取的做法往往是有选择性回应。在100件案例中,被告人上诉的案件有88件,公诉机关抗诉的案件有12件;一审中有42件案件辩护人提出量刑辩护意见,判决书中充分回应并加以解释说明的却只有23件,更多的是以“关于辩护人提出的建议,与法不符/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一笔带过。这种回避问题的方式,不仅不能良好的解决案件纠纷,反而会增加控辩双方对于案件的疑虑而导致上诉、抗诉的可能性。



(四)重格式化说理,不能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抽象的类型化的行为,并非针对具体的案件事实,立法者在立法时面对的是一种概括的一类具有共同本质的行为,因此必须采用囊括性的刑罚规定。而审判实践中的每一个案件都是具体的,尽管相同罪名的犯罪具有本质的共性,但他们的具体表现会是千差万别的,这就决定了法院量刑需因案而异,故其量刑理由也必然会每案不同。但司法实践中的量刑说理却并非如此,无论何种案件,总能见到“犯罪行为极其恶劣”、“情节特别严重”等程序化语言,这些词句带有高度的概括性,由于未能根据具体案件作出说明,导致我国刑事判决书有极大的相似性和雷同性。



二、问题之源: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困境成因分析



(一)法官主体因素



1.“重定罪、轻量刑”的传统思想



长期以来,“重定罪、轻量刑”存在于我国刑事司法的指导思想中,这即导致了司法活动中心的移位。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一般只注重与定罪有关证据的收集,很少会涉及到量刑问题;在公诉阶段,公诉机关也往往把工作重点放在定罪问题上,量刑问题只是定罪问题的附属工作,很少专门对量刑情节发表公诉意见。虽然实行量刑建议制度后,对于部分犯罪,公诉机关须提出量刑建议,但不重视量刑的思想并没有真正发生转变;在审理阶段,定罪问题一直是庭审的中心,也是法官工作的重中之重,法官更加注重公诉人提起的罪名是否成立的问题。虽然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可能会向法庭提交有关被告人罪重、罪轻的事实和证据,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也会围绕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展开辩论。但是总的来说,法庭上有关量刑问题的调查与辩论的时间、空间比例很小,庭审所调查的还是以是否构罪以及构成何罪等问题为中心,量刑审判只能依附于定罪程序中。由于思想上认为只要对定罪进行推理论证分析,对量刑是否说理则无关紧要。反映到刑事裁判文书中来就是定罪说理比较详实,而量刑说理的文字却是微乎其微。



2.法官业务素质能力不高



说理质量的高低往往取决于裁判主体的法律素养、逻辑思维能力和推理分析能力。而现阶段,我国法官普遍存在着专业素质和经验不足等问题。当前,我国法官队伍一部分是军队转业和社会招干而来的人员,这部分法官由于缺乏系统的法律知识的教育培训,法律伦理知识不强、业务素质不高,审判过程中往往机械性运用法律法规;另一部分法官是刚出校门不久的大学生,这部分法官年龄普遍较低,社会经历和实务经验严重匮乏。这些都导致了我国法官的事实判断、法律适用以及逻辑推理能力较弱,反映到裁判文书中量刑结论上,就是法官难以准确合理地作出量刑裁判,并且难以对其进行充分的说理。



3. 法官说理“有心无力”



近年来,基层法院受理的案件数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而法官数量增长缓慢,甚至在很多地方出现法官流失现象,为此,案多人少已成为诸多基层法院的客观现实。以笔者所在法院为例,近十年来,该院受理各类案件从2004年的4016件,上升至2014年的14352件,上升幅度为257%,而相对应的法官人数仅从38人上升为55人,上升幅度仅为44.73%。具体到刑事审判庭,2014年该院刑庭审理案件1268件,刑庭法官的人均结案数为253.6件,相当于一个法官一个工作日即得办结一起案件,压力可见一斑。在这种巨大的办案压力下,法官只能片面追求效率,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判决进行深入的分析、推理和论证。而法官绩效考核中也并没有对量刑说理作出诸多要求,法官更没有必要为“可有可无”的量刑说理大费周章。



(二)外部制度因素



1. 量刑机制不完善



首先,量刑实体规范过于抽象化,原则化,缺乏具体性与可操作性。如常见的罚金刑,刑法仅规定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刑,而未将被告人的具体经济情况考虑进来,容易导致对被告人适用罚金刑的不公。刑法分则中多数罪名采取的都是不设定限额的罚金标准,而一些采用一定比例幅度的罚金标准又过于宽泛,法官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其次,量刑程序规范不完善。一方面,我国缺乏独立的量刑程序,没有关于被告人详细情况的量刑调查报告,致使法官在作出量刑裁决时,缺少对被告人犯罪动机、家庭情况、犯罪后的悔罪表现及被害人本人过错等具体情况的掌握,量刑信息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被告人的刑事辩护权如同虚设。很多案件的被告人得不到辩护律师的援助,即使有,辩护律师大部分也只针对被告人的自首、立功、悔罪表现等从轻情节展开,而这些情节,在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检察官会主动提出,而主审法官也会根据案件情况认定,因此,辩护人往往难以就量刑问题与控方展开有效,有针对性的辩护。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法官对量刑展开全面的、有针对性的说理。



2.法官培训制度缺位



现阶段的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多以基础法律知识和现代法律意识为培养内容,忽略了法律实务操作能力,更没有对判决说理方面能力的培养,必然导致部分刚出校门不久的法官说理能力较低的问题。而在目前的法官职业培训中,通常侧重围绕法官职业意识和职业技能两条线展开,考虑到法官实际情况,培训周期往往不长,短期内要接受法官职业技能、庭审驾驭能力、诉讼调节技巧、裁判文书制作能力等方面的内容,不可能进行全面、系统的判决文书说理方面的培训。



3.“样式”判决书结构不合理



就整体而言,《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中将刑事判决书分为首部、事实、理由、判决结果和尾部五个部分。而此种判决书的结构有违惯常的量刑思维,明显不利于量刑的说理。合理的逻辑应当是,法官根据案件的证据认定事实,也就是说先有认定案件的证据,再认定案件的事实。而现行的裁判文书样式规定是,法官现在判决书中写明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再写明认定事实的依据,最后对控辩双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分析认定。这种逻辑颠倒的结构模式事实上割裂了事实与证据之间证明与被证明的关系,导致量刑事实理由逻辑不清。而在理由部分,刑事判决书样式未明确区分定罪理由和量刑理由,在“重定罪轻量刑”的思维模式,这种将定罪理由与量刑理由杂糅在一起的判决书结构为定罪理由占据主导地位提供了先天的条件,进而导致裁判主体在制作刑事判决书时往往忽略了量刑说理的内容。



三、走出困境: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之机制构建



(一)人的进路:意识的转变和技术措施的改良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1.转变思想,提高能力



定罪说理和量刑说理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只有定罪说理和量刑说理都充分了,“刑事判决书的说理才具有完整性”。[2] 因此,首先应转变“重定罪、轻量刑”的传统思想。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应当同时注重定罪和量刑有关的事实和证据的收集,法官也应当增加量刑环节的组织和审理工作,平衡定罪与量刑审判工作。其次,应注重提高法官业务能力。提高法官的量刑说理能力,除了要在最初的选任条件提出更严格的标准外,后期的法官培训也相当重要。“现有的法官培训更多的是一种弥补法律专业知识不足及诉讼操作规范不熟的补习培训,而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训练和培育法治思维的人格养成。”[3]因此,在现有的法官培训制度的基础上,应着重提升法官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论证能力,使之成为能说理、会说理的法官。



2.强化裁判文书公开力度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强化司法透明度、推行裁判文书公开,已成为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从20137月开始,裁判文书公开上网的制度已经实施,但笔者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后发现,裁判文书公开的强度与力度明显不够,部分法院公布的文书严重滞后,且多数未按照《裁判文书上网公布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处理。因此,笔者建议,应当通过明确裁判文书上网的范围、严格裁判文书上网审核程序、规范裁判文书上网的技术处理程序等方面来完善裁判文书上网。此外,各法院可以开辟自己公开裁判文书的渠道,如一些有代表性的、地方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通过本院官网、微博、微信等方式向外界公布裁判文书,也可以成立专门机构将一定时间段内的裁判文书装订成册向外界公布,以供社会公众查询、了解判决理由。



3.优化刑事裁判文书结构



为符合一般的量刑思维,尽量避免累赘混乱的说理内容,笔者认为,我国可以考虑试用德国刑事裁判文书行文方式,即采用“主文、理由(事实和法律适用及其论证)或主文、事实(认定案件事实)、理由(事实、证据和法力的论证与辩驳,法律适用)”的结构。判决理由部分包含认定事实的证据、已证明的犯罪事实、所适用的法律的逻辑论证和法理分析等内容。[4]而在事实理由说理结构上,德国采用的是分析归纳式,即先对证据具体内容及其理由逐一评述,再阐明予以认定的理由和不予认定的证据,最后对认定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加以总结。[5]这种方式可以充分体现量刑步骤,符合惯性思维。此外,应当在格式中将判决理由分为两方面进行论述,即法官先对定罪的证据和事实、法律适用和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论证,接着再对量刑问题展开说理。



(二)制度的进路:制度健全才是优化量刑说理的有效保障



1.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



一个完整的、结果为有罪的刑事诉讼,定罪与量刑是两个同样重要的过程,同时也是不同的实体问题,存在原则、规则和审理对象的重大差别。[6]因此,定罪与量刑必须进行相应的程序化,且原则上应该相对分离,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目前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
“重定罪,轻量刑”的缺陷。为此,笔者建议应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具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量刑调查报告制度。量刑调查报告制度的实行,既能够使法官考察被告人的罪责性,又能使法官在此基础上充分考量被告人的具体情况。借鉴英美国家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量刑调查报可以由当地司法局(所)及社区矫正机构作出,量刑调查报告的内容应当包括被告人生活工作的一贯表现、悔罪表现、犯罪对于被害人产生的经济与感情影响、罪犯的受教育情况,职业家庭状况等其他资料。量刑报告在开庭前递交给法院,但是它对法院没有约束力,控辩双方都可以根据手中掌握的证据对其提出质疑,人民法院在参考各方意见后独立作出量刑裁判。二是健全量刑建议制度。我国当前量刑建议制度较为粗犷,应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即公诉人的量刑建议不仅应提出具体的刑罚种类和相对确定的量刑幅度,还应包括“对相关量刑证据和量刑情节的说明、较为具体的刑罚建议,以及刑罚建议的理由和依据。”[7]三是强化量刑答辩和辩护制度。量刑庭审程序开始前,法官在收到控方的量刑建议后,应在法定时间内将副本送达被告人及辩护人,由被告人与辩护人针对控方的起诉书与量刑建议提出量刑答辩状。在量刑程序过程中,法官应当充分保障辩护人的辩护权利。四是建立量刑听证程序。首先,明确量刑听证的适用范围,包括重大疑难的复杂案件,犯罪情节较轻,可能判处缓刑的案件,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与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案件。其次,建构量刑听证的程序规则,如规定参与听证的主体、量刑听证的步骤、量刑笔录的裁决方式等。



2.量刑实体规范的完善



量刑实体法律规范的精致、具体化有助于实现法官量刑说理有理有据,我国已通过颁布《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等规定来完善量刑实体法律规范。这些措施有助于促进我国刑事审判量刑规范化,也能为法官量刑说理提供法律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量刑指导意见有利于解决法官量刑说理问题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如抹杀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侵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容易造成量刑不公等问题。因此,在规范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同时,还应当预留一定的量刑自由裁量权的空间,以更好的促进量刑合理化。这就要求法官在充分理解量刑实体法律规范的前提下,结合裁判方法,并适当考虑合理的量刑因素,得出合乎情理、法理的量刑结论。



3.构建说理激励机制



构建量刑说理的激励机制,通过对文书写作主体、制度模式和操作规范具体设计,促使激励功能的实现。具体而言,首先,加强裁判文书立法,将量刑说理内容作为法官刑事审判活动中必须遵守的法律规范,并在诉讼法中明确量刑说理的倒查机制,将是否说理及充分与否作为上诉的理由之一。其次,借鉴英美法系的法官助手制度,为法官配备辅助人员,由法官助手根据法官的要求查找法律资料,研究法律问题,使法官有大量精力做好法庭审理工作,有充足的时间致力与裁判文书的协作,确保刑事判决书有充分的量刑说理。最后,完善以加强裁判文书说理为核心的奖惩制度,提高法官量刑说理的积极性。各个法院可以将裁判文书说理列入法官考核的内容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建立定裁判文书评查、评比制度,通过评查、评比,奖优罚劣,鼓励先进,督促鞭策落后,以有效提高法官制作裁判文书的责任心。









[1]龙宗智:《证据法的理解、制度与方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2] 康黎:《量刑说理初探》,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年第12期,第84页。

[3] 张雪纯:《我国合议制裁判的缺陷及其完善—基于决策理论的分析》,载《法学家》2009年第3期,第41页。

[4] []克劳德·罗信:《德国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529页。

[5] 王贵东:《判决理由模式之比较》,载《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第139-140页。

[6] 蒋惠玲:《构建我国相对独立量刑程序的几个难点》,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4期,第9页。

 

[7] 宋英辉:《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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