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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少数意见走进公众视野问题初探—从L基层法院300宗副卷说起

合议庭少数意见走进公众视野问题初探

L基层法院300宗副卷说起

 

办公室  邓 红

 

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合议庭评议案件时,如果意见分歧,应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做出决定,但少数人的意见应当写入笔录,并随卷归档。实践中的做法是将合议庭的评议笔录作为审判秘密归入“副卷”,且“副卷”一律不对外公开,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也无法查阅。所谓“副卷”,是相对于正卷而言的,是法院在装订诉讼卷宗时,将不宜对外公开的材料装订成册的卷宗。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副卷”里所谓需保密的文书材料已经越来越少,部分基层法院甚至已经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取消了“副卷”的做法,只有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才分立正副卷。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法治理念的强化、司法体制的日益成熟及司法公开的深入推进,“副卷”里的文书材料有的不复存在、有的走进公众视野或将成为一种趋势。具体到合议庭评议笔录来说,尽管现阶段合议庭笔录本身还不能公开,但合议庭意见仍是公开的,即达成一致的合议庭意见或者多数合议庭意见均通过裁判文书的形式公开了,那合议庭少数意见是否也可以公开呢?本文想就此问题展开探讨。

一、现状:副卷内文书材料基本情况扫描

长期以来,我国人民法院诉讼卷宗均采用正卷与副卷分立的做法,当事人及律师可以查阅正卷,而副卷作为保密材料一律不对外开放。根据1991年最高院出台的《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副卷里的文书材料主要为:阅卷笔录;案件承办的审查报告;承办人与有关部门内部交换意见的材料或笔录;有关本案内部请示及批复;合议庭评议案件笔录;审判庭研究、汇报案件记录;审判委员会讨论记录;案情综合报告原、正本;判决书、裁定书原本;审判监督或发回重审意见书;其他不宜对外公开的材料。为了了解当前基层法院副卷的现状,笔者从L基层法院随机调取了2013-2014年民事副卷100宗、刑事副卷150宗、行政副卷50宗,以此作为研究样本。近年来,该基层法院已对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取消了副卷的做法,只有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才有副卷。因此,抽取的都是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在这300宗案卷中,合议庭评议笔录300份、判决书、裁定书原本300份、案件审查报告31份、审委会讨论记录4份、有关本案内部请示及批复2份,其他不宜公开的材料82份,其中量刑均衡表80份,案件风险评估表1份,行政案件被告出示的承诺书1份,具体情况见(图一)。

图一:民事、行政、刑事案卷副卷内诉讼文书材料一览表

文书类型(份)

民事卷

行政卷

刑事卷

阅卷笔录

0

0

0

案件承办的审查报告

0

2

29

承办人与有关部门内部交换意见的材料或笔录

0

0

0

有关本案内部请示及批复

0

1

1

合议庭评议案件笔录

100

50

150

审判庭研究、汇报案件记录

0

0

0

审判委员会讨论记录

0

1

3

案情综合报告原、正本

0

0

0

判决书、裁定书原本

100

50

150

审判监督或发回重审意见书

0

0

0

其他不宜对外公开的材料

0

82

2

(一)副卷里文书材料的基本特点

通过对相关文本数据统计分析,当前副卷里的文书存在以下几方面特点:

1.副卷里的文书类型不多,没有正式制度规定的那样种类繁多。样本卷宗里的文书主要包括合议庭评议笔录、案件审查报告、审委会讨论记录、判决书正本等6大类,与正式制度规定的11大类相比,文书类型较少。

2.副卷里的文书以合议庭评议笔录和判决书、裁定书原本为主。所统计的300宗卷宗里,除了部分案件里有案件审查报告、审委会讨论记录等外,绝大多数卷宗里主要文书仅为合议庭评议笔录和判决书、裁定书原本。这说明副卷并非如外界所想的那样,充斥着各种内部交换意见、领导对案件的干预、上级部门的批示等多种多样需要保密的材料。

(二)副卷里文书材料的趋势

从世界各国来看,当事人对诉讼材料的知情权一般是受法律保护的,除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与案件相关诉讼文书材料应允许当事人查阅和了解。我国对诉讼案卷分立正副卷虽是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原则,但客观的讲,副卷的存在不可避免的存在诸多负面影响,如不利司法公开、强化司法怀疑、有损司法权威等。实际上,随着法治发展的规范化,法治理念的强化、司法体制的完善等,我国副卷里所谓需要保密的文书材料越来越少。如对于领导干部干预、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批示、文件来往等,之前法院都将其作为需保密材料归入副卷,而在2014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里,已经明确这类材料必须存入案件正卷,供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查阅。还如再审或发回重审意见函[1],之前都将其归入副卷内,但其实1999年最高院制定的《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修订)》已经明确,“在裁定书中,原则上应当宣明发回重审的理由”,“不再向原审法院另行附函说明,特殊情况除外。”《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里,也再次申明二审、提审及再审等案件,应在裁判文书中指出一审或原审存在的问题,并阐明裁判理由。因而这类本需保密的材料将不存在。由此可知,我国对副卷里的文书材料持的是越来越开放的态度。在此种背景下,探讨决定案件走向的合议庭评议笔录尤其是合议庭评议过程的公开很有必要。而合议庭评议过程的公开实质上就是指合议庭少数意见的公开。

二、理论争锋: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的质疑与辩驳

合议庭少数意见是指在同一合议庭中,少数法官发表的对多数人的判决整体或部分不同意见的意见。合议庭少数意见是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诚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埃尔曼所言:“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在联合组成的法庭,关于所希望的结果,会有不同意见,不管这种不同意见只是偶尔发生或是经常发生,也不管这种不同意见是鉴别事实还是适用法律或者两者兼有。”[2]关于合议庭少数意见是否可以公开,理论界存有较大争议,主要围绕是否有损司法权威、是否有违评议秘密原则展开的。

(一)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是否有损司法权威

持反对意见者认为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有损司法权威。传统观念认为,判决的权威性来自于法官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具有一致性,如果判决书中有不同甚至反对意见,则这种判决就会让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信服度大打折扣,进而影响到法院的威信和声望。对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司法裁判的权威向来不是建立在强权压制下的统一的裁判意见之上,而是建立在民主内心对裁判结果的认同之上。而民众是否认同裁判结果取决于该裁判是否公正,只有公正的裁判才是最具权威性的裁判。如果裁判结果实际上是按照合议庭多数意见作出的,只是为了提高法院的公信力,而将合议庭中的少数意见予以隐藏和掩饰,并虚假的以合议庭意见一致的形式作出,这种行为模式下产生的裁判结果似乎更难让社会公众信服。正如有学者所说:“依靠同一种声音说话的方式增加案件的服判率或执行率,只不过是维护司法权威的愚民之计。”[3]

“真正的司法权威并不能依靠将法官个体严实的包裹于机构的神秘面纱之下而得以建立,而是应当建立在司法过程的公开、透明及司法结果的充分说理之上。判决书中的不同意见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辩护人和公众相信,判决不是草率做出的,而且也可以证实司法的独立性,特别可证实智慧、无畏的法官‘公正无私’的形象。”[4]因此,公开合议庭不同意见不仅不会对法院的公信力带来负面影响,相反还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首先,公开合议庭不同意见,让当事人及社会公众不仅看得到裁判过程和裁判结果,还看到了裁判结果是如何产生的,真正的实现了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其次,公开合议庭不同意见,通过正反两种意见的比较分析,无意会使裁判文书的论理更具说服力,从而也就更能让社会公众信服。最后,公开合议庭不同意见,使当事人及社会公众能够了解司法裁判的做出是经过慎重而严谨的思考的,能够了解合议庭的每一位法官都在尽职尽责的履行审判职责,法官的良好形象由此得以展现。

(二)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是否有违评议秘密原则,影响法官独立意志

质疑者认为,评议秘密原则是法官独立的守护神,“如果判决书中公布少数人意见,那么法官的独立性就难以得到保证,因为合议庭中某些法官对于案件的事实或适用的法律虽有不同意见,但考虑到公布其不同意见所带来的各种压力,他就可能选择迎合合议庭大多数法官的意见,从而违背自己的内心确信。”[5]对此,我们认为,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并不会违背评议秘密原则。评议秘密主要是指评议过程应当保密,这是为了保证每位法官在评议时不受到任何形式的干扰,可以毫无顾忌的、充分的、自由的发表自己对案件的看法,以期形成公正的裁决。但评议结束后,评议意见已经形成,此时公布评议意见,包括多数意见及少数意见,并不会影响法官在评议过程中对案件的观点及内心确信。事实上,当前合议庭多数意见已通过裁判文书的形式予以公开了,我们并不会因此认为这种公开违背了评议秘密原则,同样的,如认为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即违背评议秘密原则,逻辑上难以讲通。

 此外,从法官的职业属性来说,作为行使国家审判职权的公职人员,在对案件进行审判时,应该具有接受社会公众质疑、批判甚至指责的思想准备和心理承受能力。这也是法官所应具有的基本职业素养。一个法官如果因为害怕当事人及社会公众的质疑就轻易改变自己对案件所形成的内心确信,就随大流,则该法官不会是一个合格的法官,更不会是一个优秀的法官。法官个体的独立性应该体现在能对案件发表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并可将这些想法公之于众,而非完全隐藏于法院或合议庭或审委会一类的组织中,并违心的在自己不赞同甚至反对的判决结果上签字。同时,从合议制设置的初衷来看,是为了实现司法民主,防止司法独裁。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即可让当事人及社会公众明了司法裁决是经过民主协商,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的,而非由某个法官或某个领导独断专行的结果,它是以当事人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了司法民主与司法公开,进而可以起到强化司法裁判权威性的作用。

三、域外司法:合议庭少数意见处置方式的国际实践

在普通法系的多数国家,为了体现司法民主和法官独立,在裁判文书中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已成为一项基本的司法裁判制度。如在英国普通法院,参与审判的法官会逐一在判决书中陈述自己的意见,称为逐一意见(seriatim opinions)。[6]而在美国,无论是上诉法院还是联邦法院,也一直有将法官不同意见写入判决书的传统。美国大法官霍姆斯就被人们成为“伟大的异议者”[7]。不过与英国模式不同,美国采用的并非逐一意见制,而是多数意见与少数意见并存制。即以多数人的意见作为法院意见并制作判决书,以维护司法权威。与法院意见不同的则为不同意见或少数意见,当某个法官意见与法院意见不同时,则该法官可以单独发表其不同意见。

在大陆法系国家,裁判文书中的判决结果及判决理由,是以全体法官毫无争议的意见形式展现,体现的是一种法院意见。如果审判法官持有不同意见,对外并不公开。但这也只是传统上的做法。近些年来,部分大陆法系的国家已在突破传统理念,如瑞典、芬兰等国家在判决书中已尝试性的开始对合议庭少数意见及理由予以充分阐述,坦率承认并公开处理法律解释的争议,相当充分地展示不同意见,他们的做法已与美国最高法院的做法非常相近[8]。而大陆法系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德国,关于是否可以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一直存有争议,但经过1970年的改革,联邦宪法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已出现公布法官不同意见书的情况。尽管多年过去了,公开少数意见的制度并未如德国学者所期待的那样在其他法院得以推广,但却打破了德国一直以来绝对秘密评议的传统。日本的情况也是类似,法官不同意见也经历了从绝对不公开到在最高法院公开的这一过程。日本1947年公布的组织法第11条规定:最高法院以书面宣示判决时,每一位法官均应表示意见。这是日本最高院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的法律依据。

由上可知,尽管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有着各自的司法理念和司法传统,但对于合议庭少数意见的处置方式,有逐步走向融合的趋势。普通法系更为强调法官的个性,一直以来都很重视法官的不同意见;大陆法系则更为强调法院的权威性,但也出现了引入“法官不同意见书”制度的趋势,只是这种引入更为有限罢了。而在一些国际性法院里,大多数也是允许公开法官不同意见的,如联合国国际法院、前南斯拉夫问题国家刑事法庭及欧洲人权法院等,均开始在法院判决书中附上少数法官的意见。《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73条也明确规定:在不能取得一直意见的情况下,审判分庭的裁判应包括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因此,可以说随着法治的发展与进步,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已逐渐成为一种国际司法发展的新趋势。

四、现实需求:公开合议庭不同意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价值与功能

受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我国历来不允许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但近些年来司法实践中已有所突破。如1999年广东海事法院出现了新中国第一例记载着与法院判决不一致的合议庭意见的判决书[9]。接着,2002年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2005年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也先后进行了在判决书中公布合议庭少数意见的尝试。[10]对此,我们应该认识到,不管是广州海事法院,还是上海二中、北京一中院,尝试性的在判决书中引入合议庭少数意见并非心血来潮,而现实司法需求的顺势而为。根本上来说,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诸多的独特价值与功能。

(一)有利于强化法官职责,克服合议庭“合而不议”的现象

在我国审判实践中,很多基层法院存在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是合议庭评议过程流于形式,“合而不议”现象严重。即对于大多数案件,名义上为合议审案件,但实际上从庭前调查、证据审核到裁判意见的基本形成等都是由主审法官独自完成,其他合议庭法官只是在开庭时象征性的在法庭上坐坐,并在评议案件时围绕着主审法官的办案意见简单的发表看法,就算与主审法官意见不一致,也仅是点到为止,不会进行深入的交流,合议庭成员间未形成真正的意见交锋。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办案体制和考核机制下,就算是合议审的案件,其质量与效益的责任均由主审法官承担,这就导致其他合议法官不愿过多的参与案件并对主审法官的意见发表自己独立的看法。如果实行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制度,则意味着合议庭所有成员均应实质性的参与到案件审理中去,认真研究案情,以形成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内心确信并独立的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前合议庭“合而不议”的现象。同时,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实质上是将所有合议庭法官的心正过程过程展现在社会公众面前,这就促使他们不得不充分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来认真的剖析案情,做出逻辑严谨、令人信服的判决结论,以希望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肯定性评价[11]。因此,从这一方面看,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也有利于强化法官职责、提高法官职业能力和实现法官职业的精英化。

(二)有利于丰富裁判理由,提升司法裁判信服力

说理是司法裁判文书的生命。当前,我国裁判文书普遍存在说理不充分、不严谨等问题。如针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若是法院认可的,判决书中一般表述为“以上事实,有……等证据证明,予以确认”;若是法院不认可的,则表述为“于法无据,不予采信”,这种一笔带过的概括式语言,无法使当事人及社会公众了解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或不认定的依据在哪,说理较为缺乏。同样,在法律适用方面的说理也存在严重不足的问题,对争议焦点缺乏积极回应。而在案件审理中,合议庭出现意见分歧,一般即是案件争议的焦点问题。如果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判决书的撰写就必须针对异议之声有针对性的进行辩驳,且进行充分的说理,才有可能使产生的分歧与疑点得到合理的解释与排除,否则所形成的裁判文书难以具有说服力。换句话说,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有利于促使法官在裁判文书中通过对正反意见的比较分析,采取更加严谨有力的方式来论证其裁判结果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这种模式下所形成的裁判文书,其“说理的深度与力度必然要比根据单一意见撰写的理由书来的强”[12]。裁判文书说理深度与力度的强化,自然有利于提高司法的权威,也有利于提升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裁判结果的信赖与服从。

(三)有利于深化司法公开,树立司法威信

司法公开于提升司法公信力而言,其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这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已成为共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全国各级法院全面推进司法公开的今年,司法公信力并未因司法公开的发展而大幅度提升,社会公众对司法的满意度、认可度仍不尽人意。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当前法院主导的司法公开虽然名目繁多,如立案公开、审务公开、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等,但这一系列公开项目主要是形式上的公开,未触及司法审判的关键环节和实质内容。以庭审公开和裁判文书公开为例。庭审公开即裁判过程公开,由于大多案件并不当庭宣判,法官在庭上也未对事实认定等做出全面的判断,当事人就算全程参与庭审,也无法获知事后的裁判结果是如何产生的,这即无法消除其对裁判结果公正性的质疑。正如有学者所说,“由于无法获知详情,开庭变成了一场‘逼真的表演’,当事人往往有被法院欺骗和愚弄的感觉”。[13]再如裁判文书公开即裁判结果公开,由于当前裁判文书普遍说理不足,在事实认定、焦点明析及裁判理由等方面较为粗糙、笼统,也无法反应出裁判结果是如何做出的,致使社会公众对此认同感也不高。因此,仅仅形式上的司法公开难以满足社会公众的司法需求。为此,有必要探索裁判实质性内容公开。“司法裁判的实质性内容是裁判结果的形成过程,即审判组织合议庭、审委会成员的具体裁判意见及其理由。”[14]而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即是对裁判实质性内容的公开,这不仅让当事人及社会公众知悉了裁判过程和裁判结果,同时也让其知悉了裁判结果是如何产生的,真正的做到了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正义。因此,从这一角度讲,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是司法公开的进一步深化,其对实现司法公正、树立司法威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制度设计: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的规则构建

任何事物都是利弊并存的,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也是如此。在我国当前社会公众法治理念淡薄、法治化水平不高的现实情况下,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也存在不利的一面,如处理不好可能造成当事人误解,从而引发不必要的缠诉等。因此,为将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应对该制度进行精心设计。

(一)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的性质

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究竟是法官的权利还是其义务,直接涉及到该制度的内容设计与框架构建。有学者认为,基于法理依据上的考量,制度上应将公布少数意见规定为法官的权利。[15]也有学者认为,该项制度不能仅仅由法官自由实行,而应作为一项统一的制度性安排。[16]对此,笔者均难以苟同。在我国现阶段,引入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实现司法透明化、强化法官审判职责、树立司法权威,如果将该制度规定为法官的一项自主决定权,则意味着本应是强制性的监督手段转变成了一种不具有实际成效的华丽民主的摆设,在没人愿意主动接受监督、承担责任的现实情形下,极有可能导致判决书中的少数意见难以出现。因此,将公布少数意见规定为法官的权利难以实现该制度设置的初衷。但将该制度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规定也不具有现实性。我国的司法国情即各地法院司法水平、法官职业素质及公民整体法律素养参差不齐的现状,决定了该制度无法整齐划一的推开。因此,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可以在原则上将该制度规定为法院的一项权利,法院可以结合实际需要决定是否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也拥有申请公开的权利,即当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带因质疑裁判结果的公正性而申请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时,则法院应予以公开,不能拒绝。这一模式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既有利于各法院自主考量,又有利于实现司法透明化。

至于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是否需要公开法官的姓名,对此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司法环境并不健全,法官安全保障体系也不够完善,而公开少数意见有可能使法官面临一些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因此,为避免法官因过度暴露而遭受不必要的社会侵害,原则上应允许不公开法官姓名,但法官自行要求公开的除外。即是否公开法官姓名应由该法官自主决定,合议庭对此应履行保密义务,以保证每一位合议庭法官在案件评议过程中能独立自主的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二)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的案件范围

在裁判文书中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固然是裁判文书改革发展的一种趋势,但具体实施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要稳妥,又要积极。因此,在该制度试行之初,选择的案件类型应以不会激化矛盾、确保社会稳定为基本前提。具体来说,法院可以选择知识产权、海事、金融及商业案件等作为试点。因为这类案件的当事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基本的法律素养,对于裁判理由及结果能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仅仅因为合议庭出现不同意见而产生报复心里或不断缠诉的可能性相对更小。刑事案件因为事关公民的自由权和生命权,行政案件因为是“民告官”,在此类案件中公布合议庭少数意见,负面影响更大,容易使败诉方对法院乃至整个社会产生对抗情绪,因而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状态下,还不宜在刑事及行政案件中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当然,随着我国司法环境的逐步改善,社会公众法治理念的不断强化,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的案件范围可以逐步扩大。

(三)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的主体范围

关于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的主体问题,理论界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考虑到基层法院法官职业素质不高、办案压力大等因素,因而主张在判决书中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的应主要为上诉审法院。[17]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在我国,实行合议庭少数意见公开制度,不仅仅是彰显司法民主,凸显法官个人思想,更是为了解决司法透明问题,为了防止暗香操作和促进司法公正。在判决书中记载不同意见,“这不仅仅是一纸文书形式上的改变,更多的改变还体现在对整个体制的促进作用上。将民众无法看到的合议过程浓缩于判决书中,放置于阳光之下,让司法腐败无处藏身,这样有利于加强公民对司法的信任感,强化法律在公民心中的神圣地位。[18]”因此,在这一价值目标追求下,基层法院同样可以基于自身需求而在判决书中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事实上,提高基层法官整体素质一直是司法改革关注的重点,在当前正在进行的法官员额制改革中,目标即是实现法官正规化、职业化、精英化。而前文已述,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利于提高法官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因此不能以基层法官素质不高为由而不允许基层法院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相反,为了进一步提高基层法官职业素养,很有必要鼓励基层法院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

(四)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的内容

作为审判组织的一员,每一位合议庭法官均有义务维护合议庭内部和谐,促进充分沟通交流,使多方见解达到最佳立论,以尽可能的寻求一致性裁判。因而,合议庭法官在提出不同意见时,应考虑其必要性。换句话说,并非任何合议庭少数意见都有公开的必要,只有当合议庭多数人意见与少数人意见就案件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问题存在原则性分歧,且持少数意见法官在得出自己结论具有充足理由时,该少数意见才有提出且予以公开的必要。诚如德国学者络普所言:持不同意见法官,只有在判决案涉及基本的主要法律问题,且其作为法官的良知即使在严格的自我审视下,仍禁止他附和多数观点时,才有必要提出不同意见书。[19]尽管该标准较为抽象原则,但却说明公开的合议庭少数意见必须具有必要性。简而言之,公开的少数意见必须是针对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存在根本分歧且理由充足,若案件结论一致,仅是法律推理过程不同,则没有公开的必要。此外,针对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讨论意见、观点交流等也无须公开。

(五)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的形式

关于合议庭少数意见在裁判文书中如何记载,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主要方式:一是采取先后并列模式,即在同一裁判文书中先表述“合议庭多数意见认为”,后表述“合议庭少数意见认为”;二是采取附件形式,即在同一裁判文书之后以附件形式记载少数意见。我国进行尝试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的几家法院基本采取的都是第一种模式,只是措词上略有不同,即将传统的“本院认为”,改成“合议庭多数意见认为”、“合议庭少数意见认为”等。应该说这种方式较为值得肯定。这样制作的裁判文书既使合议庭的不同意见及理由分析形成鲜明对比,有利于强化裁判的说服力,同时也有利于体现裁判内容的完整性,方便当事人阅读与理解。不过采取这一模式,需要注意控制少数意见书的篇幅,其一般不得超过多数意见判决理由书的篇幅,切忌主次颠倒,误导公众。



[1]我国长期以来,对于再审或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在裁定书中对再审或发回重审的理由只作概括性的叙述,具体存在哪些实体和程序问题,则另行附函。这在法律上称为“内部意见函”。

[2] 【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钧译,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22页。

[3] 王启庭:《判决不同意见书的法律价值与制度构建》,载《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111页。

[4] 【美】罗纳德﹒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转引自:王韶华:《司法公开与审判秘密》,载《人民司法应用》2014年第5期,第55页。

[5] 张泽涛:《判决书公布少数意见之利弊及其规范》,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第185页。

[6] Edward Sugden (Lord of St.Leonards ),Treatise on the Law of Property,52,735.737,T&J.W.Johnson,Philadelphia,1849.转引自:付悦余、宣海林、高翔:《合议庭少数意见公开:行走在价值与现实的结合点》,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2期,第72页。

[7] 樊崇义主编:《诉讼法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8] 张悦:《判决书改革力促透明审判:法官独立性有待提高》,载http://news.sina.com.cn/c/2005-07-06/10537147135.shtml,于201562日访问。

[9] 罗书平:《司法公正漫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页。

[10] 陆萍、刘建:《上海二中院创沪上首例,合议庭不同意见写进判决书》,载《法制日报》20029121版;《判决书首次公开法官分歧》,载《法制晚报》20056221版。

[11] 张泽涛:《判决书公布少数意见之利弊及其规范》,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第186页。

[12]孙笑侠、褚国建:《判决的权威与异议》,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5期,第168页。

[13] 顾宁峰:《“权力本位”范式下司法公开制度的反思》,载《法学论坛》2012年第27卷第2期,第102页。

[14]王韶华:《司法公开与审判秘密》,载《人民司法应用》2014年第5期,第54

[15]王启庭:《判决不同意见书的法律价值与制度构建》,载《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见,第113页。

[16]万方:《刍议合议庭少数意见公布制度》,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10期,第70

[17] 参见刘品新:《美国司法裁判文书制度考察兼论我国司法裁判文书的改革》,载《前沿》2005年第10期;付悦余、宣海林、高翔:《合议庭少数意见公开:行走在价值与现实的结合点》,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2期。

[18] 万方:《刍议合议庭少数意见公布制度》,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10期,第69页。

[19] 转引自(台)陈漱芳:《法院判决之不同意见书》,载(台湾)《政法大学评论》1999年总第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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