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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社会化问题研究

行刑社会化问题研究

  民一庭 马 静

 

提要:刑事执行是刑法运作的重要环节,刑罚效益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刑工作的质量。监禁刑只起到了惩罚、隔离、镇压罪犯的目的,改造或矫正的功能甚微。伴随着社会发展和刑罚观念的转变,世界各国开始反思监禁刑的弊端,积极探寻新的刑罚执行制度来矫正罪犯,促进罪犯复归社会。行刑社会化便应运而生,使各国的刑罚总体趋向轻缓,同时也提高了罪犯再社会化的能力,并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行刑实践中社会化程度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对此做系统而深入的探讨,有助于刑罚执行的立法与司法完善。

 

行刑社会化是一个极具人性化和时代感的命题,它以人格矫正为前提,以罪犯复归社会为目标,避免了单纯的惩罚,提升了罪犯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目前世界各国进行积极探索和实践,积累了行刑社会化丰富的经验。我国已关注行刑社会化理论,但具有行刑社会化特色的措施还不尽完善。应借鉴国外优秀经验,对我国如何构建行刑社会化做一些分析和研讨,促进我国刑事执行制度的发展。

一、行刑社会化概念分析

(一)社会化与行刑社会化

社会化有多种含义,人的社会化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基本命题。美国社会学家罗伯逊认为,社会化就是人们获得个性并学习其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的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1再社会化是用补偿教育或强制方式对个人实行与其原有的社会化工程不同的再教化过程。国家采取一定措施惩罚改造罪犯并积极促使其再社会化,使罪犯和其他人都能得到教育,并产生一定的威慑力,并帮助罪犯重新进入社会,使罪犯了解并认可社会,同时社会也能敞开胸怀接纳再社会化的罪犯,使罪犯迅速融入新的环境当中。行刑社会化是为了配合罪犯再社会化目标而形成的行刑理念和模式,是实现罪犯再社会化的重要路径。

什么是行刑社会化,刑法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行刑社会化专指社会团体替监狱分担受刑人释放出狱后的保护事务而言2;第二,行刑社会化是刑罚执行的社会化原则,是指刑罚执行过程中,要调动监狱外的一切社会因素,合理救助改造犯罪分子并保证和巩固刑罚执行的效果,确保行刑目的的实现3;第三,行刑社会化是指监狱对罪犯的行刑不仅要鼓励一切社会积极力量的参与,而且要努力放宽自身与社会隔离的界限,使执行机构内在的环境与自由社会相接近,以避免受刑人监狱化而难以复归自由社会。4;第四,行刑社会化,是指在执行刑罚过程中,通过放宽罪犯自由、拓宽罪犯与社会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与相关社会知识、塑造罪犯符合社会正常生活的信念和人格,最终促成罪犯回归社会。5。第一种观点把行刑社会化等同为出狱人的保护制度,无疑缩小了行刑社会化的范围,内涵过于狭窄,有以偏概全之嫌。第二种观点过于强调社会因素,而忽略了作为刑罚执行机关的监狱应发挥其职能作用,行刑社会化不只意味着社会的参与,更不是将教育改造罪犯的职责简单推向社会。其余两观点将监狱的行刑模式的改革与社会力量的参与统一于行刑社会化进程中,相对于前两种观点是比较接近行刑社会化理念蕴含的,但也存在不足之处。行刑社会化的内涵应当作如下表述,行刑社会化以使罪犯再社会化为目标,慎用监禁刑,尽可能对较轻的犯罪人适用非监禁刑,对罪行较重需要监禁的罪犯,要使其更多的接触社会,充分调动社会积极地参与罪犯矫正事业,促进社会力量和监狱相结合,使罪犯得到教育改正,更好地回归社会。

(二)行刑社会化的价值内涵

行刑社会化理念的价值内涵很丰富,主要包括人道价值、民主价值、经济价值。

1.行刑社会化的人道价值

行刑社会化最基本的价值内涵体现在人道主义价值上面,行刑社会化也是以人为根本目的和最高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关注人的权利,促进人的幸福。6人道主义传统的中心就是关于人格的全面发展的观念,以人格矫正为前提,以罪犯复归社会为目标的行刑社会化,集中体现着行刑的人道价值,可以说是行刑人道化的深层展开和必然归宿。避免单纯的惩罚,提升了罪犯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提供其人格完善的原动力,缓和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对立,弱化其反社会心理。行刑社会化的人道价值充分体现了其追求人性,尊重人性,促使犯罪人能够顺利复归社会,成为守法的社会公民的最终目标。

2.行刑社会化的民主价值

民主在本意上是指一种国家形式,用以安排政治关系的一种制度设计。但民主的内涵并不局限在政治领域,而已成为社会的普遍精神,变成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行刑社会化对罪犯的态度来看,国家和社会并不抛弃他们,而是承认其应有的社会公民的地位,保护其未被剥夺的权利,在行刑过程中认真考虑和对待罪犯的意见和诉求。行刑社会化强调行刑活动面向社会适度开放及吸引社会力量对行刑过程的积极参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行刑社会化意味着行刑民主化。监狱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场所,在缺乏外部力量渗透的封闭环境下,很容易滥用权力,滋生腐败现象,犯人的权利很难得到有效保障。行刑社会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行刑过程中来,打破了监狱的封闭状态,有助于增强狱政事务的透明性和公开性,监督和制约行刑权的规范运作,维护和实现犯人的合法权利。

3.行刑社会化的经济价值

监狱作为监禁刑执行的场所,修建和运作需要花费大量财富,是一个异常昂贵的机构。国家一方面投入大量成本在人、财、物等各方面,这是一种有形的、物质性的成本,可以用数字计算。另一方面在刑罚的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各种负作用,如罪犯对监狱的不满情绪,罪犯的交叉感染和受刑人家属的精神痛苦等,这些是无形的、非物质性成本。效益是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因此在行刑过程中,不能不考虑刑罚效益。行刑社会化的目的就是少用监禁刑,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从而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

二、我国行刑社会化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行刑社会化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行刑社会化理论在我国刑事法学界近几年来备受瞩目,我国各个时期的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行刑社会化理念已蕴含其中。比如刑事立法的管制、缓刑、监狱法的离监探亲制度、保外就医等。我国刑事执行工作过程中,在探索、实践推进这一理论,并摸索出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行刑社会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1.分级处遇制度

分级处遇制度指监狱在按罪犯的性别、年龄、刑期和犯罪性质、恶习程度等实行分押、分管、分教基础上,按改造表现分级、累进(退)处遇。一般分为三等五级,即:从宽管理(又分特宽和一般宽管)、普通管理、严格管理(又分特宽和一般宽管),确定标准,定期考核,实行升降。处遇内容包括自由度、交往关系、接见通信、文娱体育、生活待遇等诸多方面。7分级处遇制度可以鼓励罪犯积极改造,为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创造有利条件。

2.实行开放式教育

    开放式教育是指监狱依靠社会采取多渠道,多方面的教育改造,引导罪犯走向复归社会之路,即请进来,走出去请进来主要是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协助对罪犯的帮教。如请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到监狱视察、座谈,解决罪犯心理上的问题;定期组织会见亲友,利用亲情力量感化罪犯等。走出去是指经常组织罪犯到社会上参观各种展览、博物馆和纪念馆等;安排一些表现好的罪犯到社会参加一定的公益活动或健康的社会活动等。

3.签订帮教协议

帮教协议是20世纪80年代首创的一种教育改造模式,即由监狱同罪犯的原工作单位或者当地的某些工作部门签订的协议,或者是监狱同社会志愿者、罪犯本人及家属签订帮教合同,落实对罪犯的监内教育和家庭照顾等各方面的责任。8帮教单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之有关规定对监狱服刑人员搞好社会帮教工作。帮教单位每年来监狱进行一次以上的社会帮教活动。帮教方式不带强制性,而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帮教对象进行感化、疏导、说服、规劝,既帮又教,以帮带教,对他们进行人生观、道德观、法制观和文化技术方面进行教育。

4.开展罪犯职业培训

监狱与社会企事业单位联合起来,利用社会教育部门、劳动局职业培训中心等教学力量,针对罪犯进行培训和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结束后,监狱将邀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组织理论考试、操作考核,对成绩合格的服刑人员将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首次未合格的组织补考。

(二)行刑社会化的主要问题

1.监狱存在的问题

1)监狱布局不合理

建国之初,为防止监狱关押的犯人破坏新生政权,就把绝大多数监狱建在远离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的边缘地区和山区,使我国的监狱布局与国外很多国家的做法相异。据统计,全国有60%的监狱设置在交通欠发达、环境和气候较恶劣的偏远地区,如四川省共有监狱50所,其中33所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占全省监狱总数的66%9这种布局强化监管安全和监狱生产等,但不符合现代刑事执行机构的布局要求。很难吸收到优秀的人才到监狱工作,难以解决干警子女的学习,直接影响行刑社会化的实施,难以利用社会上现有的资源对罪犯进行改造。监狱地理位置的适当与否,对开展罪犯矫正工作和维持监狱运转有重要的影响。监狱布局的合理性与否直接关系行刑社会化原则的执行。

2)监狱管理封闭

我国的监狱延续着传统的封闭性的行刑模式,并没有出现严格意义的开放式监狱。从外观上看,高大的围墙和电网,围墙四角都有警戒塔楼、武装看守持枪把守,监内戒备森严,犯人不能离监外出,活动区域局限于较小的范围内。从内部管理来看,监狱为了保障安全稳定,对某些开放式处遇措施都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从安全防范等监管技术上讲,一定的封闭性是完全必要的,但不应该所有的监狱都不加区别的采用高度隔离模式,这样不利于罪犯的改造和再社会化,更不符合现代刑罚具有的谦抑、宽和、人道的精神。

3)教育改造方法单一

对服刑罪犯进行矫正教育是各国监狱普遍实行的制度,对服刑罪犯的矫正教育,是转变他们犯罪时的认知结构、思想观念、价值准则和行为习惯而进行强制的再社会化。综合各国,矫正方法主要有文化教育、宗教教诲、不良习性矫治、社会教育、职业培训、心理矫治等,以便促进服刑者该过自新,使他们具备一定的知识和劳动技能,达到矫正过去的恶习,适应社会正常生活的目的。我国目前的教育方法形式落后,效果不理想。监狱中进行的思想改造主要以政治灌输为主,教育标准制定的过高,内容空洞无实际意义。采用传统的行政手段推行文化教育,忽视罪犯的个别指导。罪犯心理矫治在我国没有普遍展开,网络教育等现代化的教育形式也未得到推广。

2.监禁刑替代措施适用率低

我国现有的非监禁措施如缓刑、假释、管制等适用率也很低,国外颇为流行的社区服务、电子监禁等替刑措施在我国尚属空白。

1)缓刑的适用

缓刑是附条件的暂缓刑罚的执行,可以避免犯罪人在狱中互相恶性感染,避免与社会隔离,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避免犯罪人自暴自弃与独立性人格的丧失。缓刑在适用上常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问题也成为焦点。比如,贪贿腐败犯罪缓刑率高,非职务犯罪缓刑率低;碰到严打或某专项整治(行动)时缓刑率低,不在这些非常时段缓刑率高;本地人缓刑率高,外地人缓刑率低。这些现象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受到冲击,司法公正也由此受到质疑。

2)假释的适用

假释是重要的非监禁措施和行刑社会化手段。假释有利于刺激罪犯的责任心,培养罪犯的自律意识和自律能力,为罪犯由完全剥夺自由的监禁生活逐渐适应完全恢复自由的正常社会生活架设过渡的桥梁。10假释作为一种监禁刑的替代措施,在世界各国受到普遍的重视。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国家使用假释的数量很大,假释率均在40%以上,即使在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假释适用中,澳大利亚、菲律宾、日本等国家的假释比例也在10%以上。因此,我国与其他亚太国家相比,假释的比例相当低。在13个亚太国家中,我国的假释率只有2.4%,处于倒数第四的水平(高于斐济、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但与假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减刑适用率却很高。减刑虽然可以通过缩短刑期而减少监禁总量的作用,但在体现罪行相适应、人道主义精神、控制罪犯释放风险、促进罪犯回归社会、降低行刑成本等方面却有一定弊端。

3)罚金刑的适用

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被广泛的适用。我国现行刑法分则中共有条文350个,其中有169个罪名涉及罚金刑,主要罚金刑罪名都集中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两章中。从我国罚金刑的使用情况来看呈增长趋势,但大部分情况多是与主刑合并使用,单处罚金比例很小。而且罚金刑即使适用也主要是作为贪利性犯罪的制裁措施,侧重经济上打击,本身所具有的替代监禁功能并未发挥出来。

4)管制的适用

管制作为我国刑法独创的刑种,把犯罪分子放在群众中监督改造,不仅可以减少集中关押的人数,减轻国家负担,而且可以发挥单位或群众监督改造的威力,实现行刑的社会化,同时也不影响犯罪分子正常的工作、学习与生活,对犯罪分子的改造和社会秩序的安定,都有积极意义。11但这种符合行刑社会化潮流的刑种,几乎名存实亡。不少依法应当适用管制刑的犯罪分子升格为拘役、有期徒刑,或降格为免予刑事处罚。

3.罪犯刑满后保护工作欠缺

出狱后罪犯的服刑经历会给其社会形象造成不利影响,不管服刑人在监狱如何真正洗心革面、改造自己,但罪犯的污名难以抹去,出狱人在社区受到冷落、指责、嘲讽和歧视等,使他们很难找到工作。许多出狱人由于服刑期间很长,与社会自由环境相隔离,当他们走出监狱再回到社会、要开始新的生活就感到有诸多不适应。因此,出狱之初是再社会化进程中的一个危险时期,对出狱人、对社会都意味着极大的考验。如果出狱人因社会母体的排斥而不能安然回归社会,则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导致再犯而使得行刑改造的努力前功尽弃。12我国对出狱人保护工作一直都比较重视,但也面临挑战,存在不少问题。目前社会主流价值观受到冲击,不良风气弥漫社会,从事社会帮教事业的公民减少,专门的出狱人保护机制还没有形成。

三、我国行刑社会化的制度完善

传统意义的行刑宗旨是利用监狱使罪犯与社会相隔离,从而使罪犯无法再危害社会。当今世界各国的行刑主旨已演变为使犯罪人再社会化。与此相适应,行刑由封闭式转向了开放式。对于我国而言,应改变传统的行刑模式,使罪犯快速复归社会。

(一)监狱的行刑社会化构建

监狱作为主要的行刑机关,它的行刑效果好坏直接影响整个行刑体系,影响到法治的进程。监狱用高墙电网的监禁设施将罪犯拘束在特定的范围之内,使罪犯失去再犯能力和条件,起到心理威慑作用,并让社会上潜在的社会人感受到威慑与警戒作用,令其为避免重蹈覆辙而悬崖勒马,打消犯罪念头。应该力求突破监狱行刑的传统模式,使监狱更先进、更人性化。

1.合理布局并类型多样化

使监狱位置尽量城镇化,把监狱设立在中小城镇附近,便于对罪犯实施社会化教育,有利于招募优秀的监狱工作人员,便于开展多种多样的矫正活动,便于罪犯与家庭的联系,便于发展矫正事业。我国的监狱模式应呈现出多种形式,如封闭式监狱、半封闭式监狱和开放式监狱,这样既可以方便分押分管分教工作的开展,也有利于累进处遇制度的实施,更有利于节省建设监狱的开支。还可以根据老年、中年、青少年的年龄不同,男女犯的性别不同,以及犯罪性质不同,建立老年犯监狱、成年犯监狱、少年犯监狱、女犯监狱、暴力犯监狱、过失犯监狱、交通肇事犯监狱等。还可以根据罪犯的精神状况,建立精神犯监狱。

2.建筑人性化并管理人机化

监狱为了与行刑社会化接轨,可以使建筑更加人性化,改变过去阴森、恐怖与威严的形象,而令其亲和、温馨与家庭化,力图通过监舍环境的改变,减少监狱烙印的负效应,让罪犯在改造自身的同时感受到社会的发展,这样不仅能让他们不被社会所淘汰,还能激励改造步伐。建议可以对未成年犯监狱、老年犯监狱、过失犯监狱、交通肇事犯监狱取消传统的高墙、电网与岗楼,楼房的墙体便是与外界隔离的屏障,但罪犯可以通过有艺术化处理的铁栅栏窗口看到正常社会生活,使其时刻感到社会发展节奏。笔者建议对暴力性犯罪的封闭监狱中,设置现代化、完善的安全设施相辅助。如在出入口、集体活动室等安装电子监控设施,对火警系统、有线广播和闭路电视系统、计算机系统、照明和动力电的供应系统等的运转进行监控。

3. 完善教育并促回归社会

罪犯矫正教育的开展具有加强控制犯人的作用,同时可以通过改善犯人的社会生存技能而发挥帮助犯人减少将来可能发生的犯罪。我国的行刑实践习惯将思想改造摆在首位,而思想改造涉及政治、道德等内容的教育,这难免显得空洞,对罪犯个人改造缺乏针对性,效果不甚理想。建议应首先侧重于罪犯的心理矫治,罪犯的心理矫治是将心理学知识应用于监狱行刑和罪犯矫正工作中,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剖析犯罪心理形成的过程、原因和规律,分析罪犯在服刑过程中所出现的心理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采取心理学技术对罪犯进行矫治和治疗。还可以在少数民族聚集地的监狱开展宗教教诲,借助宗教的力量矫正信教的罪犯,效仿国外设定专门的牧师等为罪犯提供宗教服务。

4.监狱与社会交流互动

目前在我国对罪犯的改造虽然已经使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但现行监狱体制基本上还是单调的警察管教模式,社会帮教形式化的问题较为普遍。应把服刑人员的实际困难公示出来,让社会清楚了解他们的情况,关注这个特殊群体。广泛整合和利用社会各种帮教资源,搭建全方位帮教平台,构造监狱和社会教育改造的联动机制。向社会展示公正文明、廉洁执法的良好形象,实现狱务公开,构建监狱与地方互相支持、和谐发展的良好格局。

5.创建累进处遇制度

累进处遇制度也称为善时因善行缩减刑期是一种将罪犯的刑期分为若干个阶段,每个阶段设定不同处遇,监狱管理人员能够根据罪犯所判刑期、罪犯服刑表现、服刑实践等因素,在计分基础上从监狱或看守所提前释放,进行动态调整的行刑管理制度,为世界许多国家的矫正系统所使用。13我国监狱目前实行分级处遇制度实际操作上过于保守,并未发挥出其优势。而在累进处遇制度中,罪犯掌握主动权,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境遇,可以调动罪犯积极改造的积极性,并且使罪犯的服刑过程由严到宽慢慢演变,从而使之顺利回归社会。

(二)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 

社区矫正制度是以社区为基础并通过社区矫正罪犯的制度。14社区矫正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贯彻刑法经济原则与经济刑罚原则的具体表现,是监禁刑罚执行的替代措施。我国现行刑罚体制中还没有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的积极效果。因此,需要进行社区矫正方面的改革。

1.制定《社区矫正法》

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社区矫正的明确表述,其工作内容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以及部门规章地方规范性文件中。由于相关规定散乱,立法位阶不一,导致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同一位阶的不同规定之间矛盾冲突。我国应尽快制定《社区矫正法》,统一规范矫正对象、矫正机构、矫正管辖。社区矫正的对象应主要包括:被判处管制的犯罪人员;被宣告缓刑的人员;被暂予监外执行的人员,如保外就医、怀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等;假释人员;开放式管理的劳教人员;社区戒毒和康复戒毒人员等。

2.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

执行区矫正应由罪犯所在监狱、看守所等机构提起,由罪犯服刑地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决定,由司法行政部门在社区里统一实施。各部门履行各自的职能,既分工负责,又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可以在司法部内设与监狱管理局相并列的社区矫正局,统一管理全国社区矫正工作。县以上各级地方政府的司法行政机关中要设置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县以下设立派出机构,实行垂直管理。同时矫正机关要设立相应的人员编制,可以对社区矫正专职工作人员制定专门的管理办法,以及社区矫正工作者的考核奖励办法。建立司法社工、社区矫正工作者、志愿者协会,保护他们工作上、生活中的合法权益。

(三)出狱人保护制度的构建

出狱人保护,是指国家和社会为了实现监狱行刑目的,通过对出狱人生活、行为、思想的指导、生活救济,来保障出狱人顺利适应社会生活,具有国家与社会福利双重性质。1999年,中央综治委、司法部、公安部、民政部四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服刑、在教人员刑满释放、解除劳教时衔接工作的意见》,使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向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国实行对刑释出狱人不歧视、不嫌弃、给出路的政策,并建立了安置就业(包括刑满留场安置和社会安置就业)和社会帮教为主要形式的出狱人保护制度。但是种种原因导致出狱人社会保护的整体质量徘徊不前并没有形成完善的结构体系,应该构建我国的出狱人保护制度。

1.加强对刑释出狱人的指导

为使刑释出狱人尽快适应社会,有必要针对刑释出狱人进行心理指导、生活指导、就业指导等。在心理指导方面,要指导出狱人解决心理上的自我保护,正确对待社会评价,正确设定期望值,积极转化消极态度,优化需要心理,培养挫折耐受力,建立应付机制和防御机制,尽快摆脱回归后的压力,从而以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适应社会的需要并不断发展自己。在生活指导方面,指导出狱人正确处理家庭关系,教育出狱人尊老爱幼,正确处理夫妻关系以及与兄弟姐妹友爱共处。在出狱人的社会交往中,一方面要消除社会对出狱人的歧视与偏见,提高社会宽容度,促进其再社会化;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出狱人与不良友伴的联系、交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鼓励出狱人科学种田,走勤劳致富的道路,指导出狱人自谋职业,从事个体经营。对于生活极度困难的人,可以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2.完善出狱人保护的组织体系

为了使出狱人保护制度落到实处,必须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实行出狱人保护的实践工作。在我国,一些企事业单位及街道、村委会等基层政府也积极参与出狱人的指导和教育,但是专门性的出狱人指导和教育组织并未普遍建立起来,因此我国应设置分级的专门机构,让专业的工作人员负责出狱人保护,并鼓励民间力量参与这一工作。

3.制定出狱人保护法

出狱人通过在服刑期间的系统改造与矫正,过去那些导致他们犯罪的不良心理与恶劣行为习惯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造。制定专门的《出狱人保护法》,使出狱人保护有法可依,规范运行。我国已有个别地区制定专门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例如,浙江省制定了《归正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办法》,为将来制定全国性的相关法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立法经验。出狱人社会保护工作把出狱人社会保护实施主体、出狱人社会保护对象、出狱人社会保护行为这三个要素连接起来。

 

近代以来,监狱作为惩罚、隔离罪犯的场所而兴起,虽然不具有矫正和改造的作用,但毕竟有了教化的色彩。随着人道主义的发展,行刑社会化思潮兴起,人们发现监狱的封闭性阻碍了罪犯再社会化,结合我国的社会发展和刑事执行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合我国刑事执行的措施,如监狱制度的行刑社会化构建、制定《社区矫正法》保障社区矫正实行、构建出狱人保护制度等,使罪犯顺利复归社会。

 



1 []罗伯逊:《社会学》,黄育馥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版,第54页。

2 纪东:《刑事政策学》,正中书局1969年第1版,第199页。

3 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514页。

4 张苏军:《中国监狱发展战略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87页。

5 李德顺:《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3页。

6 王海明:《人性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版,第102页。

7 杨殿升、张金桑主编:《中国特色监狱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33页。

8 冯卫国:《行刑社会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32页。

9 武延平主编:《中外监狱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8页。

10 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30页。

11 邱兴隆、许章润:《刑罚学》群众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219页。

12 任海玉:《出狱人保护问题研究》,《科教文汇》2007年第4期,第2页。

13 武玉红:《行刑社会化的内涵构成及实施载体》,《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5页。

14 王志亮:《外国刑罚执行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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